其實早在疫情之前，“安倍經濟學”就有點日薄西山之味，對國內經濟的提振效果顯得頗為“有氣無力”，比如日本政府時常引以為傲的高就業(yè)率之下，其實是大部分就業(yè)者們的薪資普遍不樂觀。

而疫情更是給了安倍政府重重一擊，不僅抗疫政策有些消極引發(fā)民眾不滿，還帶來如此幅度的經濟衰退，而安倍本人還進了醫(yī)院，更是使日本社會的狀況不容樂觀。
日本的處境也一直很敏感，作為亞洲唯一的發(fā)達國家，既在國際上不甘一直屈于美國控制，想要尋求更獨立自主的地位，國內社會又面臨巨大的壓力，如“大東亞內卷圈”催生了年輕人的“喪”文化。此外還要注意，日本的一舉一動，也牽連中日韓三國復雜多變的關系。沒人能安然地當“吃瓜群眾”。

日本經濟一直是比較獨特的存在，也是分析人士們研究的重點，包括安倍經濟學。但是整個日本社會和經濟都有很大的問題，在這次疫情中非常突出。比如日本少子化，缺少年輕勞動力和消費人口，再加上日本年輕人陷入“低欲望社會”，這都是深層次問題，只不過遇上疫情，更加激化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