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斯里蘭卡移民想成為科技投資界的巴菲特
Lucinda Shen
2020-07-04
2016年10月19日，Social Capital創(chuàng)始人兼首席執(zhí)行官卡馬斯·帕里哈畢提亞現(xiàn)身美國舊金山芳草地藝術中心《名利場》新企業(yè)峰會。圖片來源：Mike Windle—Getty Images for Vanity Fair
Social Capital的首席執(zhí)行官卡馬斯·帕里哈畢提亞志存高遠。
出生于斯里蘭卡的他希望成為科技一代的沃倫·巴菲特。
Facebook的前高管帕里哈畢提亞對動蕩并不感到陌生。近年來，他創(chuàng)立的風險投資基金Social Capital經(jīng)歷了內(nèi)部重組；隨著幾名主要投資合伙人相繼離開，Social Capital幾乎成了全新的基金——不過，員工流失并不影響帕里哈畢提亞設定的崇高目標。
“我覺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時候?qū)嵙Χ紡??！泵鎸Α敦敻弧逢P于“是否打算重新組建基金”的提問，帕里哈畢提亞回答道?！拔艺J為[Social Capital]今后不會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我想最終會讓Social Capital上市，以實現(xiàn)成為我們這一代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宏愿。”
作為上市目標的一部分，投資過Slack等公司的帕里哈畢提亞，利用旗下的幾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把關注點轉(zhuǎn)向成熟期公司。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又名空白支票公司，讓投資者通過收購私人公司來實現(xiàn)上市目的。2019年，帕里哈畢提亞與理查德·布蘭森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幫助太空旅游公司維珍銀河上市。
最近幾個月，帕里哈畢提亞也成立了第二家和第三家空白支票公司（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和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I）。針對美國境內(nèi)公司的前者籌集了3.6億美元左右的資金，而針對美國境外公司的后者籌集了7.2億美元左右的資金。
帕里哈畢提亞沒有提供融資詳情，但稱這兩次籌資“利息可觀”。
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帕里哈畢提亞探討了很多方面，比如創(chuàng)立下一家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計劃、風投公司的“傲慢”特征、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是否會接受警察養(yǎng)老金作為資金來源的問題。
差不多是在你推出第一家空頭支票公司的時候，其他風險資本投資的公司選擇直接上市途徑來代替?zhèn)鹘y(tǒng)的首次公開募股。為什么你仍然偏愛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直接上市的問題是，這種方式跟首次公開募股花的時間一樣長，又籌不到一分錢；因此，對需要實際資本的公司來說是有問題的。如果直接上市，最后還是會遭到意想不到的起訴：我們目前正在處理Slack的幾樁股東訴訟案——即便我們沒有在初級市場上籌資。因此，直接上市似乎不是最高效的方式。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是個非常巧妙的方法：實際上它就是走合并程序，整個過程持續(xù)90天——它是證券法的不同分支，耗時更短。你一握手商定價格，例如[維珍銀河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理查德·布蘭森和我在2019年5月一握手，公司在同年10月就上市了。我認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是今后50年科技公司上市會采用的方式。
我們已經(jīng)說過了，我們想要從頭到尾做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我們希望反復使用這種方式，也認為今后會有很多公司走這個程序。
主要的風投公司沒有搭上特殊目的收購公司這班車，你覺得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來，風投公司在某種程度上都專注于短期目標，通常欠考慮，也極其傲慢。我認為自己不是這些公司最好的朋友，因為我實話實說，讓他們感到尷尬。因此，我覺得這些公司只要有可能，都會盡量推遲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推遲認定我們是贏家——直到有一天他們意識到需要籌集更多的資金為基金創(chuàng)造回報，這些后知后覺者就會讓步，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同時，各家企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對公司有控制權(quán)，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對風投公司的建議置若罔聞。我們就是跟這樣的企業(yè)合作。但今后所有的風投公司最終會讓步而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嗎？我想會的。
Slack當初選擇的是直接上市。你曾經(jīng)提出過讓Slack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嗎？
沒有。不妨告訴你原因。因為當時的主要參與者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已經(jīng)定下了計劃。我也馬上要開始賺[錢]了，于是就默不作聲了。
你打算為Social Capital籌集更多的資金嗎？
我打算成立更多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也許有一天我會涉足氣候變化領域，但目前我對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很滿意。還有很多公司因為新冠疫情而受到重創(chuàng)，我投入了大量時間去研究。說實在的，我花了很長時間在信貸市場和大量高度結(jié)構(gòu)化產(chǎn)品的投資機會上。受美聯(lián)儲政策的影響，信息不對稱已經(jīng)累積了很多。
你打算招更多的人來重新組建Social Capital嗎？
我覺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時候?qū)嵙Χ紡?。我想最終會讓Social Capital上市，以實現(xiàn)成為我們這一代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宏愿。我認為[Social Capital]今后不會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而是像伯克希爾這樣的控股公司，只不過持有的不是吉列、可口可樂和麥當勞，而是科技公司。雇更多的人只會分散我的注意力。投資講究的不是團隊合作，公司建設才注重這一點；投資主要是看個人。
讓我問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參考喬治·弗洛伊德不幸遇害事件引發(fā)的種族話題，你認為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間存在固有的聯(lián)系嗎？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兩者的聯(lián)系，也沒有設法把它們放在一起解釋?；蛟S談論種族主義的最佳方式是說，種族主義的確存在，但涉及的不是公開種族主義立場的那些人，因為老實說，他們是非常容易識別的邊緣群體。但還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數(shù)，受到恐懼、無知或缺乏交談愿望等一個或多個因素的影響，最終形成了不同的立場，成為了眾多無意識偏見和微歧視的源頭。
但如果你解決了種族主義問題，那么[我認為]資本主義就獲得了興旺發(fā)達的更好機會。我一直堅持的個人意見是，迄今為止，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結(jié)合是我們想出的最完善的兩大框架。這是我們設法得到的最佳產(chǎn)品-市場匹配。風靡一時的法西斯主義沒有成功，共產(chǎn)主義也不見得盡善盡美，社會主義有點令人失望。但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一個特征集，使名為美國的小型初創(chuàng)公司擊敗了所有對手。但如果不迭代，這個特征集就會消亡。我覺得，在下一次迭代中，年輕人尤其會說，我們認為人人完全平等。在我看來，是時候讓老年政府意識到他們的確不了解大家想要的生活方式了。
你認為這是個代際問題？
依我所見，我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確實是由年齡界定的分化。如果你查看一下抗議者，就會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都是年輕人以及對體系失去信任和信心的群體，因為他們被排除在權(quán)力的編年史之外。不妨舉個市場的例子：2000年，首席執(zhí)行官的平均年齡為40歲。 [注：2001年，首席執(zhí)行官入職的平均年齡是49歲。] 而現(xiàn)在，首席執(zhí)行官的平均年齡，聽好了，是60歲。 [注：《財富》美國500強的首席執(zhí)行官任職時的平均年齡為58歲。] 這些人在年輕的時候被委以重任，但他們年老時卻決定不讓下一代繼續(xù)受益。
還有成長于種族隔離時代的人。 [注：種族隔離已于1964年廢除] 由于這些人既無知又缺乏改變現(xiàn)狀的愿望，因此他們打算緊握權(quán)力并強化成見與偏見。我認為，這阻礙了我們解構(gòu)何為種族主義：在我看來，種族主義是公共衛(wèi)生問題，也是精神衛(wèi)生問題，還關乎繁榮昌盛。我覺得，如果從這些角度看待種族主義，就有必要杜絕種族主義，因為發(fā)揮作用的社會不會以這種方式優(yōu)化自我而達到最佳狀態(tài)。
這或許也是你能夠找到共同點的地方，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變，但可能害怕說蠢話——我明白了。
那么你的捐贈對象是誰呢？目前我們看到主要的候選人年紀較大。
我向參議院民主黨政治行動委員會捐了50萬美元。我認為民主黨參議院的存在是極其重要。
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喬·拜登呢？他已經(jīng)77歲了，一點也不年輕。
我想看他選誰當副總統(tǒng)。但我可能還是會捐給他25萬美元到50萬美元。
考慮到圍繞警察暴力執(zhí)法展開的話題，我想知道你是否會接受警察養(yǎng)老金作為資金來源？
會接受一部分，對。我想知道他們與行動所在城市討價還價達成集體協(xié)議的內(nèi)容?，F(xiàn)在，我很清楚，需要索要的是警察的行為記錄以及這些記錄的審計文件，以確保他們按照社會正義維護治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不會接受他們的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會盡可能接受資金，也會在經(jīng)濟上激勵警察，使其履行更多的職責。（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Shog
Social Capital的首席執(zhí)行官卡馬斯·帕里哈畢提亞志存高遠。
出生于斯里蘭卡的他希望成為科技一代的沃倫·巴菲特。
Facebook的前高管帕里哈畢提亞對動蕩并不感到陌生。近年來，他創(chuàng)立的風險投資基金Social Capital經(jīng)歷了內(nèi)部重組；隨著幾名主要投資合伙人相繼離開，Social Capital幾乎成了全新的基金——不過，員工流失并不影響帕里哈畢提亞設定的崇高目標。
“我覺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時候?qū)嵙Χ紡姟！泵鎸Α敦敻弧逢P于“是否打算重新組建基金”的提問，帕里哈畢提亞回答道。“我認為[Social Capital]今后不會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我想最終會讓Social Capital上市，以實現(xiàn)成為我們這一代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宏愿。”
作為上市目標的一部分，投資過Slack等公司的帕里哈畢提亞，利用旗下的幾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把關注點轉(zhuǎn)向成熟期公司。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又名空白支票公司，讓投資者通過收購私人公司來實現(xiàn)上市目的。2019年，帕里哈畢提亞與理查德·布蘭森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幫助太空旅游公司維珍銀河上市。
最近幾個月，帕里哈畢提亞也成立了第二家和第三家空白支票公司（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和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I）。針對美國境內(nèi)公司的前者籌集了3.6億美元左右的資金，而針對美國境外公司的后者籌集了7.2億美元左右的資金。
帕里哈畢提亞沒有提供融資詳情，但稱這兩次籌資“利息可觀”。
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帕里哈畢提亞探討了很多方面，比如創(chuàng)立下一家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計劃、風投公司的“傲慢”特征、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是否會接受警察養(yǎng)老金作為資金來源的問題。
差不多是在你推出第一家空頭支票公司的時候，其他風險資本投資的公司選擇直接上市途徑來代替?zhèn)鹘y(tǒng)的首次公開募股。為什么你仍然偏愛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直接上市的問題是，這種方式跟首次公開募股花的時間一樣長，又籌不到一分錢；因此，對需要實際資本的公司來說是有問題的。如果直接上市，最后還是會遭到意想不到的起訴：我們目前正在處理Slack的幾樁股東訴訟案——即便我們沒有在初級市場上籌資。因此，直接上市似乎不是最高效的方式。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是個非常巧妙的方法：實際上它就是走合并程序，整個過程持續(xù)90天——它是證券法的不同分支，耗時更短。你一握手商定價格，例如[維珍銀河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理查德·布蘭森和我在2019年5月一握手，公司在同年10月就上市了。我認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是今后50年科技公司上市會采用的方式。
我們已經(jīng)說過了，我們想要從頭到尾做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我們希望反復使用這種方式，也認為今后會有很多公司走這個程序。
主要的風投公司沒有搭上特殊目的收購公司這班車，你覺得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來，風投公司在某種程度上都專注于短期目標，通常欠考慮，也極其傲慢。我認為自己不是這些公司最好的朋友，因為我實話實說，讓他們感到尷尬。因此，我覺得這些公司只要有可能，都會盡量推遲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推遲認定我們是贏家——直到有一天他們意識到需要籌集更多的資金為基金創(chuàng)造回報，這些后知后覺者就會讓步，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同時，各家企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對公司有控制權(quán)，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對風投公司的建議置若罔聞。我們就是跟這樣的企業(yè)合作。但今后所有的風投公司最終會讓步而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嗎？我想會的。
Slack當初選擇的是直接上市。你曾經(jīng)提出過讓Slack使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嗎？
沒有。不妨告訴你原因。因為當時的主要參與者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已經(jīng)定下了計劃。我也馬上要開始賺[錢]了，于是就默不作聲了。
你打算為Social Capital籌集更多的資金嗎？
我打算成立更多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也許有一天我會涉足氣候變化領域，但目前我對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很滿意。還有很多公司因為新冠疫情而受到重創(chuàng)，我投入了大量時間去研究。說實在的，我花了很長時間在信貸市場和大量高度結(jié)構(gòu)化產(chǎn)品的投資機會上。受美聯(lián)儲政策的影響，信息不對稱已經(jīng)累積了很多。
你打算招更多的人來重新組建Social Capital嗎？
我覺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時候?qū)嵙Χ紡?。我想最終會讓Social Capital上市，以實現(xiàn)成為我們這一代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宏愿。我認為[Social Capital]今后不會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而是像伯克希爾這樣的控股公司，只不過持有的不是吉列、可口可樂和麥當勞，而是科技公司。雇更多的人只會分散我的注意力。投資講究的不是團隊合作，公司建設才注重這一點；投資主要是看個人。
讓我問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參考喬治·弗洛伊德不幸遇害事件引發(fā)的種族話題，你認為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間存在固有的聯(lián)系嗎？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兩者的聯(lián)系，也沒有設法把它們放在一起解釋。或許談論種族主義的最佳方式是說，種族主義的確存在，但涉及的不是公開種族主義立場的那些人，因為老實說，他們是非常容易識別的邊緣群體。但還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數(shù)，受到恐懼、無知或缺乏交談愿望等一個或多個因素的影響，最終形成了不同的立場，成為了眾多無意識偏見和微歧視的源頭。
但如果你解決了種族主義問題，那么[我認為]資本主義就獲得了興旺發(fā)達的更好機會。我一直堅持的個人意見是，迄今為止，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結(jié)合是我們想出的最完善的兩大框架。這是我們設法得到的最佳產(chǎn)品-市場匹配。風靡一時的法西斯主義沒有成功，共產(chǎn)主義也不見得盡善盡美，社會主義有點令人失望。但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一個特征集，使名為美國的小型初創(chuàng)公司擊敗了所有對手。但如果不迭代，這個特征集就會消亡。我覺得，在下一次迭代中，年輕人尤其會說，我們認為人人完全平等。在我看來，是時候讓老年政府意識到他們的確不了解大家想要的生活方式了。
你認為這是個代際問題？
依我所見，我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確實是由年齡界定的分化。如果你查看一下抗議者，就會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都是年輕人以及對體系失去信任和信心的群體，因為他們被排除在權(quán)力的編年史之外。不妨舉個市場的例子：2000年，首席執(zhí)行官的平均年齡為40歲。 [注：2001年，首席執(zhí)行官入職的平均年齡是49歲。] 而現(xiàn)在，首席執(zhí)行官的平均年齡，聽好了，是60歲。 [注：《財富》美國500強的首席執(zhí)行官任職時的平均年齡為58歲。] 這些人在年輕的時候被委以重任，但他們年老時卻決定不讓下一代繼續(xù)受益。
還有成長于種族隔離時代的人。 [注：種族隔離已于1964年廢除] 由于這些人既無知又缺乏改變現(xiàn)狀的愿望，因此他們打算緊握權(quán)力并強化成見與偏見。我認為，這阻礙了我們解構(gòu)何為種族主義：在我看來，種族主義是公共衛(wèi)生問題，也是精神衛(wèi)生問題，還關乎繁榮昌盛。我覺得，如果從這些角度看待種族主義，就有必要杜絕種族主義，因為發(fā)揮作用的社會不會以這種方式優(yōu)化自我而達到最佳狀態(tài)。
這或許也是你能夠找到共同點的地方，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變，但可能害怕說蠢話——我明白了。
那么你的捐贈對象是誰呢？目前我們看到主要的候選人年紀較大。
我向參議院民主黨政治行動委員會捐了50萬美元。我認為民主黨參議院的存在是極其重要。
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喬·拜登呢？他已經(jīng)77歲了，一點也不年輕。
我想看他選誰當副總統(tǒng)。但我可能還是會捐給他25萬美元到50萬美元。
考慮到圍繞警察暴力執(zhí)法展開的話題，我想知道你是否會接受警察養(yǎng)老金作為資金來源？
會接受一部分，對。我想知道他們與行動所在城市討價還價達成集體協(xié)議的內(nèi)容?，F(xiàn)在，我很清楚，需要索要的是警察的行為記錄以及這些記錄的審計文件，以確保他們按照社會正義維護治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不會接受他們的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會盡可能接受資金，也會在經(jīng)濟上激勵警察，使其履行更多的職責。（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Shog
Social Capital CEO Chamath Palihapitiya has high ambitions.
He wants to be the tech generation’s Warren Buffett.
The former Facebook executive is no stranger to turmoil. In recent years, his venture capital fund, Social Capital, closed to new funding amid an internal shakeup that led to the exit of several major investing partners—but despite the turnover, Palihapitiya has lofty goals.
“I think Social Capital is stronger than ever,” he told Term Sheet, when asked if he plans to build up his fund again. “I don’t think [Social Capital] will be a venture capital firm. I think eventually what I’ll do is I’ll take Social Capital public: My ambition is to be our generation’s Berkshire Hathaway.”
As part of that, Palihapitiya, who has invested in the likes of Slack, has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later-stage companies through his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 or so-called blank check companies that allow the investor to acquire a private company to take it public. Palihaptiya last took space tourism company Virgin Galactic public by partnering with Richard Branson in 2019.
In recent months, he also raised a second and third blank check company—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 and III—respectively aimed at a busines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 The former raised some $360 million while the latter raised some $720 million.
Palihapitiya was light on the details, but said there’s been “robust interest” in the duo.
He joined Term Sheet for a free-ranging Q&A session, discussing his plans for creating the next Berkshire Hathaway, “arrogant” VCs, the link between capitalism and racism, the question of accepting funding from police pensions, and more. The answers are edited lightly for clarity.
Around the time you came out with your first blank check company, other venture capital-backed companies were choosing the direct listing route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IPO. Why do you still prefer the SPAC?
The issue with direct listings is that it takes just as long as an IPO and it doesn’t raise any money, so it’s problematic for companies that need actual capital. And with a direct listing, it turns out you can get sued still: We’re currently handling shareholder lawsuits at Slack even though we didn’t raise any primary capital. So direct listings don’t seem to 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he SPAC is so elegant: It’s a 90-day process because it is effectively a merger—it’s a different branch of securities law that takes less time. The minute you shake hands and agree to a price, for example when [Virgin Galactic cofounder] Richard Branson and I shook hands in May of 2019, the company was public by October of 2019. I think SPACS are the way tech companies will go public in 50 years.
We’ve said that we want to do SPACs A to Z— we want this to be a repeat thing that we do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we think there will be a lot of companies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Why do you think major capital firms didn’t jump on board the SPAC train?
I think VCs are kind of short-term focused, mostly stupid, pretty arrogant, and I don’t think I’m their best friend because I kind of speak the truth in a way that makes them uncomfortable. So I think they’ll hold off as long as they can with anointing us as a winner—until they realize they need to raise more capital to create returns in their fund, and then they’ll capitulate like every bozo that’s late to a party.
In the meantime, the founders who have control over their companies can do anything they want, regardless of what the VCs say. So we work with them. But will all VCs eventually capitulate and do it? I think so.
Slack chose to go public via direct listing. Did you ever bring up the idea of a SPAC to Slack?
No. Can I tell you why? Because the main actor, Stewart [Butterfield], already decided what he wanted to do. And as a person who was about to make [money], I shut the fuck up.
Do you plan to raise more funding for Social Capital?
I’ll raise more SPACs. Maybe I’ll do something in climate change at some point, but for right now, I’m very happy where I’m at. There’s also a lot of businesses that have been beaten up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so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looking at that.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frankly, in the credit markets and investing in credit opportunities with some highly structured, high-volume bets. There’s been a lot of asymmetry building because of what the Fed has been doing.
Do you ever plan to hire more people to build Social Capital back up again?
I think Social Capital is stronger than ever. I think eventually what I’ll do is I’ll take Social Capital public: My ambition is to be our generation’s Berkshire Hathaway. I don’t think [Social Capital] will be a venture capital firm—it’ll be a Berkshire, a holding company that, instead of holding Gillette and Coca-Cola and McDonalds, will hold technology businesses. If I hire more people, I’ll just get distracted. Investing is not a team sport–company building is a team sport, but investing is an individual sport.
Let me ask a provoking question. In light of the conversation on race that has been sparked by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Do you think capitalism and racism are inherently linked?
I’ve never thought about it and tried to explain the two together. Maybe the best way to talk about racism is to say that it exists, and it is not about the people that are overtly racist—because to be honest those people are fringe and easily identifiable. But then there is this large silent majority who, through some combination of fear or ignorance or a lack of desir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end up in a different place where a lot of these unconscious biases and microaggressions come from.
But if you solve racism, [I think] then capitalism has an even better chance of flourishing. And my personal opinion has always been that this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are the two most complete frameworks we have ever figured out. It is the best product-market fit of anything that we’ve ever tried. Fascism didn’t work out so hot, the features of communism weren't super great, and socialism was meh. But the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s a feature set that allowed a little startup called America to basically kick everyone’s ass. But it will die unless you iterate. And I think in this next iteration, what young people in particular are saying is that we view everyone as fundamentally equal. I think it is time for the gerontocracy to realize that they are really out of touch with how people want to live their lives.
You think it is a generational issue?
In my opinion, we’ve seen a schism that is really defined by age. If you look at the protests, these are overwhelmingly young people, and overwhelmingly the people that have lost the most trust and faith in the system because they’ve been locked out from the annals of power. Let me give you a market example: The average age of a CEO in the year 2000 was 40. [Note: The average starting age of a CEO in 2001 was 49.] The average age of the average CEO now is, wait for it, 60. [Note: The average age of Fortune 500 CEOs at time of hiring is 58.] You have people who were given enormous responsibility when they were young who have decided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pay it forwar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se are also the people that grew up in a time of segregation. [Note: Segregation ended in 1964.] And out of ignorance, and the lack of desire to change to status quo, they are going to hold onto power and reinforce stereotypes and reinforces biases. And I think that prevents us from deconstructing what racism is: I think it is a public-health problem, I think it is a mental-health problem, and I think this is a prosperity problem. And I think when you look from those lenses, you have to eradicate it, because that is not how a functional society optimizes itself to be the best.
And that is also probably where you can find common ground that want change on some level, but maybe are scared of saying something stupid—and I get that.
So who are you donating to? When we look at the leading candidates now, they are older.
I’ve donated half a million to the Senate Democratic PAC.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 Democratic Senate.
What about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e Biden? At 77, he’s not exactly young either.
I want to see who he picks as Vice President. But I’ll probably give him $250,000 to $500,000 there.
Given this conversation around police brutality, I wonder, would you accept funding from police pensions?
Some, yeah. I would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they might have with the city in which they operate. And now, what I would know to ask for are the behavioral records of the policemen and an audit of their records to make sure they are policing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justice. If the answer was no, I would not take their money. And if the answer was yes, I would take as much money as I could and I would give them economic incentives to do more o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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