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覺得美國經(jīng)濟正處于動蕩之中,不妨聽史蒂夫·漢克(Steve Hanke)和你聊聊1999年塞爾維亞的故事。
漢克前往黑山時,黑山與塞爾維亞還同屬南聯(lián)盟的加盟國。彼時,南聯(lián)盟的最高統(tǒng)治者是獨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在擔任黑山內閣級國家顧問后,漢克建議該國總統(tǒng)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用德國馬克取代南斯拉夫第納爾。久卡諾維奇采納了漢克的建議,經(jīng)此改革,黑山走上了獨立之路。第納爾幾乎完全退出流通,米洛舍維奇大為光火。
南斯拉夫信息部長對漢克發(fā)起了瘋狂攻擊,先是指控漢克領導走私團伙向塞爾維亞走私大量假第納爾,導致該國假幣泛濫,后又指控漢克是法國特工,領導著代號為“蜘蛛”的殺手小組,意圖暗殺米洛舍維奇。目前尚不清楚米洛舍維奇當時是想用這種荒誕的“恐怖喜劇”破壞黑山的貨幣改革,還是真的打算派遣特工干掉漢克。為保護這位大師,黑山共和國總統(tǒng)特意為其更換了安保人員?!斑@可不是鬧著玩的,”漢克回憶道,“當時米洛舍維奇非常生氣,派出大量坦克陳兵黑山邊境,一場沖突迫在眉睫”。通過改用幣值超級穩(wěn)定的德國馬克,黑山擺脫了長期過度通脹的南斯拉夫第納爾。如今,黑山以歐元作為法定貨幣,確保了該國公民的收入能夠保持穩(wěn)定的購買力。
也正是這樣的功績讓現(xiàn)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應用經(jīng)濟學教授的漢克贏得了“貨幣醫(yī)生”的綽號。然而奇怪的是,雖然他在全球多國抑制通脹的工作中立下了赫赫功勛,但在2022年的美國主流經(jīng)濟圈卻幾乎完全聽不到他的聲音。
簡而言之,漢克就是一個貨幣主義者。
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應的飆升最終會引發(fā)通脹飆升。漢克經(jīng)常引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口頭禪(這位傳奇的貨幣主義者將該理論由4個符號構成的公式MV = PQ印在了自己紅色凱迪拉克的加州車牌上):“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只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只有在貨幣增發(fā)速度大于產出增長速度時才會出現(xiàn)?!?/p>
從2020年初到今年3月左右,銀行一直在快速放貸,從抵押貸款到信用卡,可以說是雨露均沾,美聯(lián)儲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了超過4萬億美元,在大肆購買債券的同時,也流入了消費者的錢包,結果就是發(fā)出的美元太多,而可購買的商品又太少。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6.3萬億美元,增幅超過40%,年化增幅約為16%。正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井噴導致美國出現(xiàn)了超過8%的通貨膨脹。據(jù)漢克估計,目前仍有3萬億的超發(fā)美元儲存在滿滿當當?shù)摹柏泿判钏亍敝校瑫r刻都有溢出風險,而外溢貨幣將以通脹的形式進入民眾生活,繼續(xù)推高物價水平,這種情況將會延續(xù)到2024年。
如今,貨幣主義的貨幣數(shù)量理論至少可以說已是風光不再。在學術界,像漢克一樣支持該理論的人寥寥無幾。在通脹快速走高的當下,白宮和美聯(lián)儲均聲稱通脹問題與貨幣供應增長無關,也未曾提及或許妥善管理M2(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正是解決該問題的方法所在。漢克說,美聯(lián)儲抑制通脹的努力一再失敗,說明該機構“一直在各種錯誤的方向尋找通脹應對之策”。而通過研究漢克一路走來的曲折歷程(出身愛荷華州農村,一步步走向世界,幫助各國政府管理經(jīng)濟事務),我們不僅可以知道(經(jīng)濟)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大問題,還能知道政府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來讓經(jīng)濟重返正軌。
從務農走向交易
漢克罕見地融合了冷靜學者和動作英雄的特質。他小時候生活中在愛荷華州農村40英畝(約合0.16平方千米)的林地。漢克青少年時期的工作是種植玉米大豆、捆干草、清潔母豬生小豬的“產房”、建造糧倉以及在印刷店熔鑄鉛字。后來他還在新建公路上鋪設瀝青。漢克說,“我做過的工作多得讓人難以想象,如果按照現(xiàn)在的政府規(guī)定,有些工作可能是違法的,因為當時我還未成年?!?/p>
漢克第一次感受到市場的力量是在祖父的雞蛋店?!白娓冈趷酆扇A州有個大的雞蛋加工廠。人們將雞蛋收集、裝箱、分級并冷藏,最后運到紐約或波士頓,”漢克回憶道。“為了對沖價格波動,祖父用‘遠期合約’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出售雞蛋?!笔袌瞿転樽娓柑峁┍Wo,還能用巨額利潤吸引交易另一方投資者承擔風險,讓漢克十分著迷。14歲時他開設了第一個大豆投機交易賬戶,此后一直在交易。
17歲的漢克就讀于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1964年畢業(yè),一年后他繼續(xù)在本校讀經(jīng)濟學博士。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漢克在如今被Mining.com評為礦業(yè)領域全球頂尖學術機構的名??屏_拉多礦業(yè)學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擔任全職教授。當時,該校開設了采礦、冶金、石油和地質工程等學位課程,但漢克只教授基礎經(jīng)濟學。他很快增開了石油和礦產經(jīng)濟學新課程,過程中在相關學科獲得了另一個高級同等學位?!拔艺J識了全世界著名的石油和礦業(yè)經(jīng)濟學家,”他說。他對石油市場運作十分沉迷,所以多年后才會對賭歐佩克。
雖然科羅拉多大學的自由市場團隊規(guī)模相當小,但漢克最喜歡的教授之一經(jīng)常得意地穿著印有標語的T恤,上面寫著“亞當·斯密是對的——要傳承?!睗h克最癡迷兩種思想,一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歐文·費希爾(Irving Fisher)和漢克導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倡導的貨幣主義,二是側重于研究市場,倡導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他非常贊賞奧地利學派的務實態(tài)度。漢克說:“他們研究宏觀和微觀經(jīng)濟,也研究國際經(jīng)濟,涉及各個方向。其理論提供了發(fā)現(xiàn)商品和其他市場錯誤定價的工具。并不是空泛得像在另一個星球上的理論?!?/p>
在漢克來說,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結合的魅力在于發(fā)現(xiàn)泡沫方面的遠見?!柏泿胖髁x和奧地利學派對資產價格的看法一致,”漢克說。“向系統(tǒng)注入大量資金,一到九個月后大宗商品、股票、房屋或其他資產的價格就會大幅上漲?!边@一解釋非常合理,說明資金過多會將資產價格推到非理性的高度,遠高于基本價值之后氣球一定會爆炸。
漢克當學生時,在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曾參加過沃倫·納特(Warren Nutter)教授的一系列講座,從而經(jīng)歷了另一關鍵時刻。“納特的深入研究證明,蘇聯(lián)發(fā)布的看似龐大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純屬虛構,與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親大政府經(jīng)濟學家說的正好相反,”漢克回憶道。他說自己篤信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都植根于對古典自由主義的信仰,這是他和身為巴黎人的妻子莉莉安多年來的指導思想?!盎谌笾е?,”他指出?!白杂墒袌觥⑿≌拓敭a私有。我選擇了與三大支柱適應的經(jīng)濟學?!?/p>
1985年,漢克運用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思想在能源市場上收獲巨大。當時他與全世界最偉大的商品和貨幣交易員之一,也是總部位于多倫多的對沖基金弗里德伯格商業(yè)集團(Friedberg Mercantile Group)創(chuàng)始人阿爾伯特·弗里德伯格(Albert Friedbeg)共進午餐后,發(fā)現(xiàn)了這一機會。目前漢克還擔任該集團名譽董事長。弗里德伯格也是奧地利學派信徒。那次偶然見面后不久,漢克成為了弗里德伯格集團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案ダ锏虏褚舱J同奧地利學派理論,有一種能感受市場溫度,發(fā)現(xiàn)錯誤定價帶來機會的神奇能力?!睗h克指出。
漢克兼職擔任對沖基金弗里德伯格首席經(jīng)濟學家期間,利用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理論預測出歐佩克即將崩潰。1985年11月17日,漢克是第一個預測內爆的人之一,他在弗里德伯格的《商品與貨幣評論》中寫道:“我們的分析結果強烈支持繼續(xù)看空原油,”漢克如何分析?簡單來說,當時石油現(xiàn)貨價格遠高于期貨價格。用行話來說就是,市場處于“現(xiàn)貨溢價”狀態(tài),說明庫存和產能嚴重短缺將使價格堅挺。
但漢克發(fā)現(xiàn)了其中矛盾所在。表面“短缺”是歐佩克故意策劃的結果。事實上,沙特阿拉伯產能大量過剩。漢克認為,沙特最終將利用過剩產能懲罰在配額上作弊的歐佩克成員國以及非歐佩克生產國。一旦發(fā)生,油價將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
漢克和弗里德伯格在紐約和倫敦市場努力做空,同時還做空沙特里亞爾和科威特第納爾。從1985年11月到1986年7月,歐佩克減產聯(lián)盟瓦解,油價從每桶30美元左右降至每桶9.25美元。弗里德伯格的賭注獲得了回報,客戶也賺得盆滿缽滿。
1992年,漢克再次為弗里德伯格下了重注,這次是外匯市場。歐洲貨幣體系將12個成員國的貨幣與德國馬克“掛鉤”,在狹窄的匯率范圍內波動。漢克認為,盡管當時有所改善,但法國與德國相比通常結構剛性更大、勞動力成本更貴且通脹更高,需要便宜得多的貨幣挑戰(zhàn)鄰國。他認為,歐洲貨幣體系人為支持導致法郎大幅高估。事實證明,將法郎保持在規(guī)定匯率范圍內,對法國和德國來說代價極高。漢克認為,最終市場力量會打擊其價值。
因此,他針對法郎建立了巨額風險頭寸,推動市場力量發(fā)展。1992年7月,弗里德伯格和其他空頭的拋售壓力導致法國貨幣暴跌。8月匯率區(qū)間擴大,大幅降低了法郎兌德國馬克的下限,漢克和弗里德伯格再下一城。“我們的頭寸協(xié)助了繞后奇襲法郎堡壘,”漢克說。
如今他在賭什么?看多電動汽車電池關鍵成分鋰。過去一年里,電池級鋰價格增加了276%。
行走全球的貨幣醫(yī)生
1981年和1982年,漢克擔任里根總統(tǒng)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的高級經(jīng)濟學家。任職期間,他制定了一項宏大的計劃,將聯(lián)邦土地銷售給私人所有者,并得到了里根的支持。里根在1982年2月提交的預算咨文中寫道:“在未來三年,我們將通過擺脫這些不必要的地產,節(jié)省90億美元的資金,同時充分保護和維護我們的國家公園、森林、荒野和景區(qū)?!弊罱K,該計劃未能得到實施,漢克感嘆道,這一藍圖是“政府執(zhí)行失敗的經(jīng)典案例”。然而,他對提議杜撰“私有化”(privatize)這個新詞感到十分自豪,這是其來自于巴黎的妻子莉莉安建議他使用的法語詞。他寫道:“這個術語在我使用之前還未被收錄于《韋氏詞典》!”因此,在漢克看來,里根的私有化計劃唯一有成效的地方在于,它促使?jié)h克勸說韋氏字典收錄這一詞語。最終,“privatize”一詞在1983年被收錄至《韋氏詞典》第九版。
然而在公眾面前,漢克的首要職責是擔任全球貨幣醫(yī)生。他的專長是:為遭遇超級通脹的國家提供如何建立穩(wěn)健貨幣體制的建議。他的解決方案是:建立貨幣局制度,從而發(fā)行能夠以固定匯率與錨定貨幣進行交易的本土貨幣,例如美元或德國馬克;或者美元化,也就是用美元取代本土貨幣。
早期的機會出現(xiàn)在1991年。漢克回憶說:“當時,阿根廷實施了‘可兌換制度’(Convertibility system)。盡管這并非傳統(tǒng)的貨幣局制度,但仍足夠強大,直接粉碎了阿根廷驚人的三位數(shù)通脹率?!苯酉聛硎?992年的愛沙尼亞,漢克通過建立貨幣局制度,用新發(fā)行的愛沙尼亞克魯恩取代了超高通脹俄羅斯盧布。此舉為愛沙尼亞創(chuàng)建自己的貨幣、確保物價的穩(wěn)定奠定了基礎。1994年,漢克在立陶宛擔任內閣級別職務,設計和實施了一個貨幣局制度,成功地為這個愛沙尼亞的鄰居建立了財政紀律。1997年,漢克通過建立貨幣局制度,阻止了保加利亞肆虐的超級通脹和銀行危機。同樣,在1997年,在漢克的幫助下,波西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實施了貨幣局制度,這個國家剛剛結束內戰(zhàn),空氣中依然彌漫著火藥的味道。
這位貨幣醫(yī)生提供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上門服務。漢克稱,阿爾巴尼亞的改革便是一次離奇的經(jīng)歷。他回憶說:“整個國家只有幾輛車。大多數(shù)都是奔馳,而且沒有牌照。然而,在阿爾巴尼亞黑手黨成員開始從歐洲各國偷車之后,這一現(xiàn)象很快發(fā)生了變化?!必撠煾母锏氖前柊湍醽喌母笨偫恚瑵h克說:“他的奇思妙想不少,但作為這個國家的管理者來說是個災難?!痹谵k公室接見漢克時,這位副總理站在阿爾巴尼亞裔人特蕾莎修女畫像前,腰里還別著一把左輪手槍?!傲顨W洲官員感到震驚的是,這位副總理與其他領導者隨后佩槍出現(xiàn)在了布魯塞爾機場!”漢克感嘆道。這些阿爾巴尼亞人對漢克向其引薦高傲的巴爾干和歐洲人表示感激,并授予其旗幟騎士勛章,不過,他們后來并沒有采用貨幣局制度。
1994年,在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后,總統(tǒng)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邀請漢克前往阿拉木圖,并任命其擔任顧問。他的職責是建立貨幣局制度,穩(wěn)定哈薩克斯坦騰格。漢克稱,這一舉措以失敗告終,因為“莫斯科并不想讓騰格穩(wěn)定。當時,俄國人更想要的是一個羸弱、不穩(wěn)定的騰格,以及根基并不怎么扎實的鄰居。”
四年后,漢克開啟了他最具爭議的貨幣冒險。印尼鐵腕人物蘇哈托(Suharto)任命漢克擔任“特別顧問”,為印尼盧比的穩(wěn)定出謀劃策。蘇哈托聽從了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讓貨幣在公開市場采用“浮動匯率”,之后印尼盧比大幅貶值。漢克連續(xù)數(shù)晚在蘇哈托私人居所的書房與其會面,并建議“建立傳統(tǒng)的貨幣局制度,讓印尼盧比錨定美元,并按照固定匯率與之兌換?!碧K哈托同意了這個建議。當新聞于第二天爆出時,印尼盧比對美元匯率增長了28%。蘇哈托對漢克說,這一革命性的理念讓漢克成為了總統(tǒng)政敵的“眼中釘”,蘇哈托分配了一部分自己的安保特遣隊來保護這位經(jīng)濟學家及其夫人。
然而,克林頓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十分痛恨這種做法,因為穩(wěn)定的印尼盧比可能會有助于蘇哈托掌權,但他們希望蘇哈托下臺。漢克稱,克林頓對蘇哈托說,如果他采用漢克的貨幣局制度,這位印尼領導人就必須放棄430億美元的外國援助。蘇哈托屈服了,然后羸弱的印尼盧比摧毀了經(jīng)濟,并在數(shù)月后導致了他的下臺。
漢克還在厄瓜多爾贏得了重大勝利。2000年,他擔任該國財務部長顧問,建議厄瓜多爾用美元取代其蘇克雷。厄瓜多爾在當年年底轉而使用美元,成為了自100年前巴拿馬之后首個美元化的拉美國家。薩爾瓦多在一年之后效仿這一做法。在過去的20年中,厄瓜多爾的通脹率一直處于全球最低水平,并因此而受益。
在這一過程中,漢克與近代多位最具影響力的經(jīng)濟學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一位最緊密的合作伙伴莫過于亞倫·華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后者設計了撒切爾夫人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計劃,并借此在上世紀80年代重振了英國的經(jīng)濟。漢克說:“透過亞倫,我親眼目睹了他在制定這些計劃時涉及的每一個元素。”為了計劃的成功,亞倫采取了自由市場準則,而漢克則是該準則的功臣。
在他的朋友中,漢克最鐘愛的理論偶像莫過于弗里德里?!す耍‵riedrich Hayek)。哈耶克與漢克及其夫人莉莉安在華盛頓知名的Maison Blanche餐廳享用了該餐廳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晚餐。期間,哈耶克吐露,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曾想追求一位漂亮的維也納女士,而這位女士恰好就是莉莉安的姑媽。
當然,這些經(jīng)濟學的頂尖人物,例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已不在人世,無法為美國當前的發(fā)展方向出謀劃策。然而,漢克對此并不樂觀。他認為,通脹已成必然,而且盡管軌跡呈現(xiàn)出逐漸下行的趨勢,但物價漲幅在明年年底之前依然會維持在可怕的5%。最大的問題在于,經(jīng)濟到底會怎么樣,有多嚴重,什么時候發(fā)生?對于漢克來說,人們必須要了解從貨幣供應持續(xù)的變化到其對實體經(jīng)濟造成影響之間存在的時間差。這一時間跨度通常為6-18個月。因此,M2當前發(fā)生的變化只有在這個窗口區(qū)間的某個時間段才開始影響GDP的增長。
根據(jù)美聯(lián)儲聲明以及自4月以來出現(xiàn)的大緊縮,我們知道美聯(lián)儲寄希望于采用連續(xù)加息和量化緊縮手段抑制通脹。不確定性籠罩著私人銀行業(yè)務。漢克警告說:“如果信貸投放依然為正,而且剛夠抵消美聯(lián)儲對M2的負面影響,那么貨幣供應增速將陷入停滯,我們將迎來衰退。這種情況將在6-18個月窗口期的某個時段內發(fā)生。然而別忘了,M2增速在4月份降到了零,因此如今經(jīng)濟下行的時間框架應該在2022年10月-2023年10月之間?!比欢?,近幾個月來,銀行信貸投放的抵消作用一直在減弱。假設這一情況將持續(xù)下去。漢克指出:“這樣的話,貨幣供應增速將轉負。最終,等待我們的就不是伴隨著M2零增速的溫和衰退,而是加速到來、更加嚴重的衰退。美聯(lián)儲的政策一開始就有問題,然而,令這一問題雪上加霜的是,我們并不知道銀行系統(tǒng)在面對聯(lián)邦基金利率上調時會如何應對,以及它是否會導致銀行借貸的收縮,繼而導致衰退的惡化和延長?!泵缆?lián)儲的職責是為貨幣把脈,但它的手伸得過長了。對于這位貨幣醫(yī)生來說,此舉讓這家央行的方案成了滑稽版的胡作非為。(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馮豐
審校:夏林
如果你覺得美國經(jīng)濟正處于動蕩之中,不妨聽史蒂夫·漢克(Steve Hanke)和你聊聊1999年塞爾維亞的故事。
漢克前往黑山時,黑山與塞爾維亞還同屬南聯(lián)盟的加盟國。彼時,南聯(lián)盟的最高統(tǒng)治者是獨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在擔任黑山內閣級國家顧問后,漢克建議該國總統(tǒng)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用德國馬克取代南斯拉夫第納爾。久卡諾維奇采納了漢克的建議,經(jīng)此改革,黑山走上了獨立之路。第納爾幾乎完全退出流通,米洛舍維奇大為光火。
南斯拉夫信息部長對漢克發(fā)起了瘋狂攻擊,先是指控漢克領導走私團伙向塞爾維亞走私大量假第納爾,導致該國假幣泛濫,后又指控漢克是法國特工,領導著代號為“蜘蛛”的殺手小組,意圖暗殺米洛舍維奇。目前尚不清楚米洛舍維奇當時是想用這種荒誕的“恐怖喜劇”破壞黑山的貨幣改革,還是真的打算派遣特工干掉漢克。為保護這位大師,黑山共和國總統(tǒng)特意為其更換了安保人員?!斑@可不是鬧著玩的,”漢克回憶道,“當時米洛舍維奇非常生氣,派出大量坦克陳兵黑山邊境,一場沖突迫在眉睫”。通過改用幣值超級穩(wěn)定的德國馬克,黑山擺脫了長期過度通脹的南斯拉夫第納爾。如今,黑山以歐元作為法定貨幣,確保了該國公民的收入能夠保持穩(wěn)定的購買力。
也正是這樣的功績讓現(xiàn)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應用經(jīng)濟學教授的漢克贏得了“貨幣醫(yī)生”的綽號。然而奇怪的是,雖然他在全球多國抑制通脹的工作中立下了赫赫功勛,但在2022年的美國主流經(jīng)濟圈卻幾乎完全聽不到他的聲音。
簡而言之,漢克就是一個貨幣主義者。
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應的飆升最終會引發(fā)通脹飆升。漢克經(jīng)常引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口頭禪(這位傳奇的貨幣主義者將該理論由4個符號構成的公式MV = PQ印在了自己紅色凱迪拉克的加州車牌上):“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只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只有在貨幣增發(fā)速度大于產出增長速度時才會出現(xiàn)。”
從2020年初到今年3月左右,銀行一直在快速放貸,從抵押貸款到信用卡,可以說是雨露均沾,美聯(lián)儲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了超過4萬億美元,在大肆購買債券的同時,也流入了消費者的錢包,結果就是發(fā)出的美元太多,而可購買的商品又太少。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6.3萬億美元,增幅超過40%,年化增幅約為16%。正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井噴導致美國出現(xiàn)了超過8%的通貨膨脹。據(jù)漢克估計,目前仍有3萬億的超發(fā)美元儲存在滿滿當當?shù)摹柏泿判钏亍敝?,時刻都有溢出風險,而外溢貨幣將以通脹的形式進入民眾生活,繼續(xù)推高物價水平,這種情況將會延續(xù)到2024年。
如今,貨幣主義的貨幣數(shù)量理論至少可以說已是風光不再。在學術界,像漢克一樣支持該理論的人寥寥無幾。在通脹快速走高的當下,白宮和美聯(lián)儲均聲稱通脹問題與貨幣供應增長無關,也未曾提及或許妥善管理M2(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正是解決該問題的方法所在。漢克說,美聯(lián)儲抑制通脹的努力一再失敗,說明該機構“一直在各種錯誤的方向尋找通脹應對之策”。而通過研究漢克一路走來的曲折歷程(出身愛荷華州農村,一步步走向世界,幫助各國政府管理經(jīng)濟事務),我們不僅可以知道(經(jīng)濟)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大問題,還能知道政府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來讓經(jīng)濟重返正軌。
從務農走向交易
漢克罕見地融合了冷靜學者和動作英雄的特質。他小時候生活中在愛荷華州農村40英畝(約合0.16平方千米)的林地。漢克青少年時期的工作是種植玉米大豆、捆干草、清潔母豬生小豬的“產房”、建造糧倉以及在印刷店熔鑄鉛字。后來他還在新建公路上鋪設瀝青。漢克說,“我做過的工作多得讓人難以想象,如果按照現(xiàn)在的政府規(guī)定,有些工作可能是違法的,因為當時我還未成年。”
漢克第一次感受到市場的力量是在祖父的雞蛋店。“祖父在愛荷華州有個大的雞蛋加工廠。人們將雞蛋收集、裝箱、分級并冷藏,最后運到紐約或波士頓,”漢克回憶道?!盀榱藢_價格波動,祖父用‘遠期合約’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出售雞蛋。”市場能為祖父提供保護,還能用巨額利潤吸引交易另一方投資者承擔風險,讓漢克十分著迷。14歲時他開設了第一個大豆投機交易賬戶,此后一直在交易。
17歲的漢克就讀于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1964年畢業(yè),一年后他繼續(xù)在本校讀經(jīng)濟學博士。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漢克在如今被Mining.com評為礦業(yè)領域全球頂尖學術機構的名??屏_拉多礦業(yè)學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擔任全職教授。當時,該校開設了采礦、冶金、石油和地質工程等學位課程,但漢克只教授基礎經(jīng)濟學。他很快增開了石油和礦產經(jīng)濟學新課程,過程中在相關學科獲得了另一個高級同等學位?!拔艺J識了全世界著名的石油和礦業(yè)經(jīng)濟學家,”他說。他對石油市場運作十分沉迷,所以多年后才會對賭歐佩克。
雖然科羅拉多大學的自由市場團隊規(guī)模相當小,但漢克最喜歡的教授之一經(jīng)常得意地穿著印有標語的T恤,上面寫著“亞當·斯密是對的——要傳承?!睗h克最癡迷兩種思想,一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歐文·費希爾(Irving Fisher)和漢克導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倡導的貨幣主義,二是側重于研究市場,倡導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他非常贊賞奧地利學派的務實態(tài)度。漢克說:“他們研究宏觀和微觀經(jīng)濟,也研究國際經(jīng)濟,涉及各個方向。其理論提供了發(fā)現(xiàn)商品和其他市場錯誤定價的工具。并不是空泛得像在另一個星球上的理論?!?/p>
在漢克來說,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結合的魅力在于發(fā)現(xiàn)泡沫方面的遠見?!柏泿胖髁x和奧地利學派對資產價格的看法一致,”漢克說。“向系統(tǒng)注入大量資金,一到九個月后大宗商品、股票、房屋或其他資產的價格就會大幅上漲?!边@一解釋非常合理,說明資金過多會將資產價格推到非理性的高度,遠高于基本價值之后氣球一定會爆炸。
漢克當學生時,在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曾參加過沃倫·納特(Warren Nutter)教授的一系列講座,從而經(jīng)歷了另一關鍵時刻?!凹{特的深入研究證明,蘇聯(lián)發(fā)布的看似龐大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純屬虛構,與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親大政府經(jīng)濟學家說的正好相反,”漢克回憶道。他說自己篤信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都植根于對古典自由主義的信仰,這是他和身為巴黎人的妻子莉莉安多年來的指導思想?!盎谌笾е彼赋?。“自由市場、小政府和財產私有。我選擇了與三大支柱適應的經(jīng)濟學?!?/p>
1985年,漢克運用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思想在能源市場上收獲巨大。當時他與全世界最偉大的商品和貨幣交易員之一,也是總部位于多倫多的對沖基金弗里德伯格商業(yè)集團(Friedberg Mercantile Group)創(chuàng)始人阿爾伯特·弗里德伯格(Albert Friedbeg)共進午餐后,發(fā)現(xiàn)了這一機會。目前漢克還擔任該集團名譽董事長。弗里德伯格也是奧地利學派信徒。那次偶然見面后不久,漢克成為了弗里德伯格集團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案ダ锏虏褚舱J同奧地利學派理論,有一種能感受市場溫度,發(fā)現(xiàn)錯誤定價帶來機會的神奇能力。”漢克指出。
漢克兼職擔任對沖基金弗里德伯格首席經(jīng)濟學家期間,利用奧地利經(jīng)濟學派理論預測出歐佩克即將崩潰。1985年11月17日,漢克是第一個預測內爆的人之一,他在弗里德伯格的《商品與貨幣評論》中寫道:“我們的分析結果強烈支持繼續(xù)看空原油,”漢克如何分析?簡單來說,當時石油現(xiàn)貨價格遠高于期貨價格。用行話來說就是,市場處于“現(xiàn)貨溢價”狀態(tài),說明庫存和產能嚴重短缺將使價格堅挺。
但漢克發(fā)現(xiàn)了其中矛盾所在。表面“短缺”是歐佩克故意策劃的結果。事實上,沙特阿拉伯產能大量過剩。漢克認為,沙特最終將利用過剩產能懲罰在配額上作弊的歐佩克成員國以及非歐佩克生產國。一旦發(fā)生,油價將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
漢克和弗里德伯格在紐約和倫敦市場努力做空,同時還做空沙特里亞爾和科威特第納爾。從1985年11月到1986年7月,歐佩克減產聯(lián)盟瓦解,油價從每桶30美元左右降至每桶9.25美元。弗里德伯格的賭注獲得了回報,客戶也賺得盆滿缽滿。
1992年,漢克再次為弗里德伯格下了重注,這次是外匯市場。歐洲貨幣體系將12個成員國的貨幣與德國馬克“掛鉤”,在狹窄的匯率范圍內波動。漢克認為,盡管當時有所改善,但法國與德國相比通常結構剛性更大、勞動力成本更貴且通脹更高,需要便宜得多的貨幣挑戰(zhàn)鄰國。他認為,歐洲貨幣體系人為支持導致法郎大幅高估。事實證明,將法郎保持在規(guī)定匯率范圍內,對法國和德國來說代價極高。漢克認為,最終市場力量會打擊其價值。
因此,他針對法郎建立了巨額風險頭寸,推動市場力量發(fā)展。1992年7月,弗里德伯格和其他空頭的拋售壓力導致法國貨幣暴跌。8月匯率區(qū)間擴大,大幅降低了法郎兌德國馬克的下限,漢克和弗里德伯格再下一城?!拔覀兊念^寸協(xié)助了繞后奇襲法郎堡壘,”漢克說。
如今他在賭什么?看多電動汽車電池關鍵成分鋰。過去一年里,電池級鋰價格增加了276%。
行走全球的貨幣醫(yī)生
1981年和1982年,漢克擔任里根總統(tǒng)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的高級經(jīng)濟學家。任職期間,他制定了一項宏大的計劃,將聯(lián)邦土地銷售給私人所有者,并得到了里根的支持。里根在1982年2月提交的預算咨文中寫道:“在未來三年,我們將通過擺脫這些不必要的地產,節(jié)省90億美元的資金,同時充分保護和維護我們的國家公園、森林、荒野和景區(qū)。”最終,該計劃未能得到實施,漢克感嘆道,這一藍圖是“政府執(zhí)行失敗的經(jīng)典案例”。然而,他對提議杜撰“私有化”(privatize)這個新詞感到十分自豪,這是其來自于巴黎的妻子莉莉安建議他使用的法語詞。他寫道:“這個術語在我使用之前還未被收錄于《韋氏詞典》!”因此,在漢克看來,里根的私有化計劃唯一有成效的地方在于,它促使?jié)h克勸說韋氏字典收錄這一詞語。最終,“privatize”一詞在1983年被收錄至《韋氏詞典》第九版。
然而在公眾面前,漢克的首要職責是擔任全球貨幣醫(yī)生。他的專長是:為遭遇超級通脹的國家提供如何建立穩(wěn)健貨幣體制的建議。他的解決方案是:建立貨幣局制度,從而發(fā)行能夠以固定匯率與錨定貨幣進行交易的本土貨幣,例如美元或德國馬克;或者美元化,也就是用美元取代本土貨幣。
早期的機會出現(xiàn)在1991年。漢克回憶說:“當時,阿根廷實施了‘可兌換制度’(Convertibility system)。盡管這并非傳統(tǒng)的貨幣局制度,但仍足夠強大,直接粉碎了阿根廷驚人的三位數(shù)通脹率。”接下來是1992年的愛沙尼亞,漢克通過建立貨幣局制度,用新發(fā)行的愛沙尼亞克魯恩取代了超高通脹俄羅斯盧布。此舉為愛沙尼亞創(chuàng)建自己的貨幣、確保物價的穩(wěn)定奠定了基礎。1994年,漢克在立陶宛擔任內閣級別職務,設計和實施了一個貨幣局制度,成功地為這個愛沙尼亞的鄰居建立了財政紀律。1997年,漢克通過建立貨幣局制度,阻止了保加利亞肆虐的超級通脹和銀行危機。同樣,在1997年,在漢克的幫助下,波西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實施了貨幣局制度,這個國家剛剛結束內戰(zhàn),空氣中依然彌漫著火藥的味道。
這位貨幣醫(yī)生提供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上門服務。漢克稱,阿爾巴尼亞的改革便是一次離奇的經(jīng)歷。他回憶說:“整個國家只有幾輛車。大多數(shù)都是奔馳,而且沒有牌照。然而,在阿爾巴尼亞黑手黨成員開始從歐洲各國偷車之后,這一現(xiàn)象很快發(fā)生了變化?!必撠煾母锏氖前柊湍醽喌母笨偫?,漢克說:“他的奇思妙想不少,但作為這個國家的管理者來說是個災難。”在辦公室接見漢克時,這位副總理站在阿爾巴尼亞裔人特蕾莎修女畫像前,腰里還別著一把左輪手槍?!傲顨W洲官員感到震驚的是,這位副總理與其他領導者隨后佩槍出現(xiàn)在了布魯塞爾機場!”漢克感嘆道。這些阿爾巴尼亞人對漢克向其引薦高傲的巴爾干和歐洲人表示感激,并授予其旗幟騎士勛章,不過,他們后來并沒有采用貨幣局制度。
1994年,在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后,總統(tǒng)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邀請漢克前往阿拉木圖,并任命其擔任顧問。他的職責是建立貨幣局制度,穩(wěn)定哈薩克斯坦騰格。漢克稱,這一舉措以失敗告終,因為“莫斯科并不想讓騰格穩(wěn)定。當時,俄國人更想要的是一個羸弱、不穩(wěn)定的騰格,以及根基并不怎么扎實的鄰居?!?/p>
四年后,漢克開啟了他最具爭議的貨幣冒險。印尼鐵腕人物蘇哈托(Suharto)任命漢克擔任“特別顧問”,為印尼盧比的穩(wěn)定出謀劃策。蘇哈托聽從了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讓貨幣在公開市場采用“浮動匯率”,之后印尼盧比大幅貶值。漢克連續(xù)數(shù)晚在蘇哈托私人居所的書房與其會面,并建議“建立傳統(tǒng)的貨幣局制度,讓印尼盧比錨定美元,并按照固定匯率與之兌換?!碧K哈托同意了這個建議。當新聞于第二天爆出時,印尼盧比對美元匯率增長了28%。蘇哈托對漢克說,這一革命性的理念讓漢克成為了總統(tǒng)政敵的“眼中釘”,蘇哈托分配了一部分自己的安保特遣隊來保護這位經(jīng)濟學家及其夫人。
然而,克林頓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十分痛恨這種做法,因為穩(wěn)定的印尼盧比可能會有助于蘇哈托掌權,但他們希望蘇哈托下臺。漢克稱,克林頓對蘇哈托說,如果他采用漢克的貨幣局制度,這位印尼領導人就必須放棄430億美元的外國援助。蘇哈托屈服了,然后羸弱的印尼盧比摧毀了經(jīng)濟,并在數(shù)月后導致了他的下臺。
漢克還在厄瓜多爾贏得了重大勝利。2000年,他擔任該國財務部長顧問,建議厄瓜多爾用美元取代其蘇克雷。厄瓜多爾在當年年底轉而使用美元,成為了自100年前巴拿馬之后首個美元化的拉美國家。薩爾瓦多在一年之后效仿這一做法。在過去的20年中,厄瓜多爾的通脹率一直處于全球最低水平,并因此而受益。
在這一過程中,漢克與近代多位最具影響力的經(jīng)濟學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一位最緊密的合作伙伴莫過于亞倫·華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后者設計了撒切爾夫人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計劃,并借此在上世紀80年代重振了英國的經(jīng)濟。漢克說:“透過亞倫,我親眼目睹了他在制定這些計劃時涉及的每一個元素?!睘榱擞媱澋某晒?,亞倫采取了自由市場準則,而漢克則是該準則的功臣。
在他的朋友中,漢克最鐘愛的理論偶像莫過于弗里德里?!す耍‵riedrich Hayek)。哈耶克與漢克及其夫人莉莉安在華盛頓知名的Maison Blanche餐廳享用了該餐廳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晚餐。期間,哈耶克吐露,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曾想追求一位漂亮的維也納女士,而這位女士恰好就是莉莉安的姑媽。
當然,這些經(jīng)濟學的頂尖人物,例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已不在人世,無法為美國當前的發(fā)展方向出謀劃策。然而,漢克對此并不樂觀。他認為,通脹已成必然,而且盡管軌跡呈現(xiàn)出逐漸下行的趨勢,但物價漲幅在明年年底之前依然會維持在可怕的5%。最大的問題在于,經(jīng)濟到底會怎么樣,有多嚴重,什么時候發(fā)生?對于漢克來說,人們必須要了解從貨幣供應持續(xù)的變化到其對實體經(jīng)濟造成影響之間存在的時間差。這一時間跨度通常為6-18個月。因此,M2當前發(fā)生的變化只有在這個窗口區(qū)間的某個時間段才開始影響GDP的增長。
根據(jù)美聯(lián)儲聲明以及自4月以來出現(xiàn)的大緊縮,我們知道美聯(lián)儲寄希望于采用連續(xù)加息和量化緊縮手段抑制通脹。不確定性籠罩著私人銀行業(yè)務。漢克警告說:“如果信貸投放依然為正,而且剛夠抵消美聯(lián)儲對M2的負面影響,那么貨幣供應增速將陷入停滯,我們將迎來衰退。這種情況將在6-18個月窗口期的某個時段內發(fā)生。然而別忘了,M2增速在4月份降到了零,因此如今經(jīng)濟下行的時間框架應該在2022年10月-2023年10月之間?!比欢?,近幾個月來,銀行信貸投放的抵消作用一直在減弱。假設這一情況將持續(xù)下去。漢克指出:“這樣的話,貨幣供應增速將轉負。最終,等待我們的就不是伴隨著M2零增速的溫和衰退,而是加速到來、更加嚴重的衰退。美聯(lián)儲的政策一開始就有問題,然而,令這一問題雪上加霜的是,我們并不知道銀行系統(tǒng)在面對聯(lián)邦基金利率上調時會如何應對,以及它是否會導致銀行借貸的收縮,繼而導致衰退的惡化和延長。”美聯(lián)儲的職責是為貨幣把脈,但它的手伸得過長了。對于這位貨幣醫(yī)生來說,此舉讓這家央行的方案成了滑稽版的胡作非為。(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馮豐
審校:夏林
If you think the U.S. is experiencing economic turmoil, talk to Steve Hanke about Serbia in 1999.
The economist had traveled to Montenegro, which along with Serbia was still par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headed by notorious dictator Slobodan Milosevic. Handed the cabinet-level position of state counselor, Hanke advised Montenegro’s President, Milo Djukanovic, to replace the Yugoslav dinar with the deutsche mark. Djukanovic followed Hanke’s plan, a move that set Montenegro o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The dinar virtually disappeared from circulation, infuriating Milosevic.
The Yugoslav information minister issued crazy accusations that Hanke was leading a smuggling ring, flooding Serbia with counterfeit dinars, followed by a backup allegation that he was a French secret agent heading a hit team code-named “Spider,” gunning for Milosevic. It’s not clear if Milosevic was creating a ghoulish comedy of the absurd to undermine the currency gambit, or really dispatching agents to take out Hanke—to whom Montenegro’s president assigned the sage’s second detail of security guards. “This was serious stuff,” recalls Hanke. “Milosevic was so riled he had tanks massed at the Montenegro border, motors running.” The switch to the ultra-solid deutsche mark enabled Montenegro to escape from the chronically hyperinflating Yugoslav dinar. Today, the euro is Montenegro’s coin of the realm, ensuring that its citizens’ paychecks retain their buying power.
But it’s exploits like that which have earned Hanke, now professor of applied economic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moniker of “money doctor.” Yet oddly, despite having helped tamp down infl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Hanke’s current views are almost totally out of the mainstream in the U.S. in 2022.
In brief, Hanke is a monetarist.
Monetarism holds that a huge surge in the money supply will eventually trigger a surge in inflation. Hanke frequently cites the mantra of Milton Friedman, the legendary monetarist who emblazoned the theory’s four-symbol formula, MV = PQ, on his red Cadillac’s California license plate: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only be produced by a more rapid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than in output.”
From early 2020 to until around March of this year, banks were lending at a rapid pace for everything from mortgages to credit cards, and the Fed added over $4 trillion to its balance sheet buying bonds, padding consumers’ wallets, and sending too many dollars chasing too few goods. Between the two founts, the money supply grew by $6.3 trillion or over 40%, at an annualized rate of roughly 16%. It was the M2 blowout that saddled the U.S. with 8%-plus inflation. By Hanke’s estimate, 3 trillion in excess dollars are still sloshing around in the overfilled monetary “bathtub,” and the overage that will spill forth as inflation will keep price levels elevated into 2024.
Today, monetarism’s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is out of vogue, to put it mildly. Hanke is one of its relatively few exponents in academia, and during this period of newly racing inflation, bot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are claiming that money-supply growth played no role in birthing the problem, and don’t raise the possibility that correctly managing M2, the Fed’s broad measure of money, is the way to fix it. Its record of failure, Hanke says, shows that “the Fed is simply looking for inflation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But Hanke’s circuitous journey from an Iowa farm to helping governments manage economies across the globe sheds light not just on how things go very wrong, but what governments have to do to get their economies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From farming to trading
Hanke is an unusual blend of sober scholar and action hero. Growing up on 40 acres of woodlands in rural Iowa, he filled teenaged jobs planting corn and soybeans, baling hay, cleaning “farrowing pens,” where sows give birth to piglets, building grain silos, as well as melting and recasting lead type at printing shops. That’s before he graduated to spreading asphalt on newly built highways. Hanke says, “I had more jobs than you could shake a stick at, and give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ey would probably be illegal today because I was underage.”
Hanke got his first taste of the markets working at his grandfather’s egg operation. “He had a large facility in Iowa. Eggs were collected, crated, graded, and put in cold storage, and eventually shipped to New York or Boston,” Hanke recalls. “To hedge the fluctuations in prices, he sold eggs ‘forward’ on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t enthralled Hanke that a marketplace providing protection for his grandfather also offered the lure of big profits to risk-takers who took 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nsactions. He opened his first trading account speculating in soybeans at age 14, and has been trading ever since.
At 17, Hanke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nd a year after his graduation in 1964, enrolled in its Ph.D. program in economics. While working toward his doctorate, Hanke doubled as a full-time professor at the prestigious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rated today as the world’s top academic institution in the field by Mining.com. At the time, the school offered degrees in the likes of mining, metallurgy, petroleum,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 but just one basic economics course that Hanke taught. He quickly developed new classes in petroleum and mineral economics, and in the process earned the equivalent of another advanced degree in those disciplines. “I got to know all the famous petroleum and mining economists around the world,” he says. That immersion in the workings of the oil market would guide his bet against OPEC years later.
Although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only had a small free-market contingent, one of Hanke’s favorite professors often sported a T-shirt billboarding, “Adam Smith was right—pass it on.” Two strains of thought captivated Hanke, the first being the monetarism pioneered by Irving Fisher of Yale and by Hanke’s mentor, Milton Friedman, and the second being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whi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markets and advocates free-market economics. He lauds the Austrian approach for its pragmatism. “It’s macro and micro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s well,” he says. “It covers everything. It gives you the tools to spot mispricing in commodities and other markets. It’s not a hairy theory out there on another planet.”
For Hanke, the appeal of combining monetarism and the Austrian strain was the foresight it provided in spotting bubbles. “Monetar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said the same thing about asset prices,” says Hanke. “You inject lots of money into the system, and one to nine months later,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stocks, houses, or other assets go way up.” It was a rational explanation of how too much money can drive asset prices to irrational heights, to far above their fundamental value where the balloon is bound to pop.
As a student, Hanke experienced another pivotal moment attending a series of lec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by one of its professors, Warren Nutter. “Nutter’s extensive research proved that the seemingly great economic numbers issued by the Soviet Union were a pure fabrication, the opposite of what pro–big government economists like John Kenneth Galbraith were saying,” recalls Hanke. He says that his loyalty to monetar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are both rooted in a belief in classical liberalism, a guiding philosophy he and his Parisian wife, Liliane, have spent many years exploring. “It’s based on three pillars,” he notes. “Free markets, smal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property. I have chosen the economics compatible with those three pillars.”
In 1985, Hanke deployed the principles of Austrian economics to win a huge score in the energy market. That opportunity arose after a lunch where he hit it off with Albert Friedberg,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modity and currency traders and founder of Friedberg Mercantile Group, a hedge fund in Toronto, and where Hanke currently serves as chairman emeritus. Friedberg was also a fellow devotee of the Austrian School. Shortly after that fortuitous rendezvous, Hanke became Friedberg’s chief economist. “Based on Austrian principles, Friedberg has an uncanny ability to tak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arkets and spot opportunities thrown up by mispricing,” Hanke notes.
While working a side job as the hedge fund’s chief economist, Hanke, employing insights from Austrian economics, was able to anticipate the coming collapse of OPEC. On Nov. 17, 1985, Hanke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predict the implosion, writing in Friedberg’s Commodity and Currency Comments: “Our analysis strongly supports a continued bearish position on crude oil.” What was Hanke’s analysis? To put it simply, at the time, the spot price of oil was far above the forward price. As the expression goes, the market was in “backwardation.” This suggested a massive shortage of inventory and capacity would firm up prices.
But Hanke spotted a paradox. The apparent “shortage” was artificially engineered by OPEC. Indeed, Saudi Arabia had plenty of excess capacity. Eventually, Hanke contended, the Saudis would use its excess capacity to punish members of OPEC who were cheating on their quotas as well as non-OPEC producers. With that, prices would crater to below $10 per barrel.
Hanke and Friedberg went short in every possible way, both in the New York and London markets. In addition, they went short on the Saudi riyal and Kuwaiti dinar. From November 1985 to July 1986, OPEC became unglued and the price of oil fell from around $30 per barrel to $9.25 per barrel. All of Friedberg’s bets paid off, and all of its clients garnered a hefty payday.
In 1992, Hanke bet big again for Friedberg, this time in the currency markets.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pegged” the 12 member nations’ currencies to the deutsche mark within narrow exchange-rate bands. Hanke figured that despite a recent improvement, France typically suffered from greater structural rigidities, higher labor costs, and higher inflation than Germany, and needed a far cheaper currency to challenge its neighbor. He believed the artificial support from the EMS rendered the franc substantially overvalued. Indeed, keeping the franc within the system’s prescribed exchange-rate band was proving extremely costly to France and Germany. Eventually, market forces would hammer its value, Hanke believed.
So he pushed those forces along by taking a big speculative position against the franc. In July of 1992, the selling pressure from Friedberg and other shorts caused the French currency to tumble. By August, the exchange-rate band was widened, greatly lowering the franc’s permitted floor versus the deutsche mark, notching another coup for Hanke and Friedberg. “Our position helped break the back of the franc fort,” says Hanke.
Where is he betting now? Long lithium, a key ingredient in batteries used to power electric cars. In the past year, battery-grade lithium is up 276%.
The globe-trotting money doctor
In 1981 and ’82, Hanke served as a senior economist on President Reagan’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In that role, he developed a sweeping plan for selling federal land to private owners that was endorsed by Reagan. As the president wrote in his budget message, delivered in February of 1982, “During the next three years we will save $9 billion by shedding these unnecessary properties while fully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our national parks, forests, wildernesses, and scenic areas.” In the end, the plan failed to get traction—Hanke bemoans that the blueprint was a “classic case of failed government execution.” But he credits the proposal for creating a neologism, the word “privatize,” a French term that Hanke used at the suggestion of his Parisian wife, Liliane. “Before I used it, the term didn’t even appear in Webster’s!” he notes. So as Hanke sees it, the only productive aspect of Reagan’s privatization program was that it motivated Hanke to lobby Merriam-Webster, which eventually resulted in the word being entered in the 1983, ninth edition.
But in public life, Hanke’s principal mission is working as a global money doctor. His specialty: advising nations suffering from hyperinflation on how to establish stable currency regimes. His solution: a currency board, which issues a domestic currency that trades freely at a fixed change rate with an anchor currency, such as the dollar or deutsche mark; or dollarization, which entails replacing the domestic currency with the U.S. dollar.
An early opportunity came in 1991. Hanke recalls, “It was then that Argentina adopted a Convertibility system. Although it wasn’t an orthodox currency board system, it was good enough to smash a stunning inflation rate of 2,314% triple-digit inflation immediately.” Next was Estonia in 1992, where Hanke designed a currency board, replacing the hyperinflating Russian ruble with the newly issued Estonian kroon. It was the ticket to establish Estonia’s own currency and ensure stable prices for the nation’s citizens. In 1994, Hanke held a cabinet-level rank in Lithuania,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 currency board system that successfully brought fiscal discipline to Estonia’s neighbor. In 1997, Hanke stopped a raging hyperinflation and banking crisis in Bulgaria by installing a currency board. Finally, again in 1997, Hanke helped implement a currency board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 country so fresh out of a civil war that the smell of gunpowder still hung in the air.
The money doctor made many more memorable house calls. According to Hanke, the stab at reform in Albania was a surreal experience. “The entire country only had a handful of cars. Most were Mercedes and carried no license plates. That changed very fast when the Albanian mafiosi started stealing cars from all over Europe,” he recalls. As for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whom Hanke advised, “he was full of colorful ideas, but a complete disaster as an administrator.” In his office, he’d greet the economist with a revolver strapped to his belt, and standing before a portrait of native Albanian Mother Teresa. “He and other leaders later shocked the EU officials by showing up at the Brussels airport carrying sidearms!” marvels Hanke. The Albanians recognized Hanke’s contributions in introducing them to the high-and-mighty in both the Balkans and Europe, naming him a Knight of the Order of the Flag, even though they proceeded sans currency board.
In 1994, shortly after Kazakhstan gained independence, Presid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invited Hanke to Alma-Ata and appointed him as his adviser. His charge was to establish a currency board to stabilize its tenge. According to Hanke, the effort ended in failure because “Moscow did not want a sound tenge. At that point the Russians preferred a weak, unstable tenge and a neighbor that was not sure-footed.”
Four years later, Hanke got ensnarled in his most controversial currency venture. Indonesian strongman Suharto engaged Hanke as a “special counselor” to design a blueprint for a stable rupiah—the currency had collapsed after Suharto followed the IMF’s advice to let it “float” on the open market. Hanke huddled with Suharto on evening after evening in a small den at his private residence, and proposed “an orthodox currency board in which the rupiah would be fully convertible into and backed by the U.S. dollar at a fixed exchange rate.” Suharto endorsed the idea. When the news hit the next day, the rupiah jumped 28% versus the dollar. Suharto told Hanke the revolutionary concept made him a “marked man” by the president’s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apportioned a big part of his security detail to protect the economist and his wife.
Bu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MF hated the idea because a stable rupiah could help keep Suharto in power, and they wanted him gone. According to Hanke, Clinton told Suharto that if he followed through with Hanke’s currency board idea the Indonesian leader would have to forgo $43 billion in foreign assistance. Suharto buckled, and the weak rupiah bashed the economy—and helped trigger his departure months later.
Hanke also clinched a major success in Ecuador. In 2000, he served as counselor to the finance minister, recommending that the nation supplant its sucre with the dollar. Ecuador made the switch late that year to become the first Latin American country to dollarize since Panama over a century ago. El Salvador followed suit a year later.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Ecuador has benefited from one of the world’s lowest rates of inflation.
Along the way, Hanke forged close friendships with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s of recent times. One of his closest collaborators was Sir Alan Walters, who designed Margaret Thatcher’s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campaign that revived Britain in the 1980s. “Through Alan, I saw every element of those plans as he developed them,” says Hanke, who credits the free-market principles followed by Walters for the program’s success.
Among his buddies was the leading of all Hanke’s favorite theory’s icons, Friedrich Hayek. At one of the longest dinners on record at Washington’s famed Maison Blanche restaurant with Hanke and his wife, Liliane, Hayek confided that in his youth, he’d vainly wanted to romance a great Viennese beauty—who just happened to be Liliane’s aunt.
Of course, those towering figures of economics such as Hayek and Friedman are no longer around to ponder the course the U.S. is on currently. But Hanke is not optimistic. He believes that the inflation schedule’s already locked in, and that though the trajectory will gradually trend downward, prices will still be waxing at a formidable 5% by the close of next year. The big question, the piece so uncertain in severity and timing, is what happens to the economy. For Hanke, it’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lag between sustained changes in the money supply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eal economy. That span is typically six to 18 months. So what’s happening today with M2 will guide GDP growth at some time during that window.
We know what the Fed plans to do with QT and the Fed funds rate, based on its statements and the big crunch since April.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s what occu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portion, in banking. “If credit stays positive and is just enough to blunt the Fed’s negative contribution to M2, the money supply will flatline, and we’ll have a recession,” warns Hanke. “And it will happen sometime within that six- to 18-month window. Keep in mind that M2 growth went to zero in April, so the time frame for a downturn is now between October of 2022 and October of 2023.” But the bank lending that’s a positive, countervailing force has been falling in recent months. Say that continues. “In that case, money-supply growth would go negative. Instead of a milder recession that would accompany zero M2 growth, you’d get a recession much sooner that’s a lot more severe,” Hanke notes. “The Fed’s policies are bad to begin with, but what makes them worse is the unknown reac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to an increase in the Fed funds rate, and whether that will result in a bank lending contraction that could worsen and extend a recession.” The Fed isn’t keeping its finger where it belongs, on the money pulse. For the money doctor, that makes the central bank’s regimen a travesty in mal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