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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大量校友捐款涌入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對于一所管理著500億美元捐贈基金的學校而言，這司空見慣。但有一點引人注目：許多捐款金額恰好是1美元。

這些微不足道的捐款是對校園文化的抗議，在批評人士看來，校園文化限制了政治言論自由，同時放任反猶太主義之風盛行。這一行動的靈感來自私募股權(quán)巨頭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的首席執(zhí)行官馬克·羅恩。一個月前，他號召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校友們加入他的行列，向該校捐款1美元。羅恩一直是該校的捐款大戶。與此同時，華爾街的另一位大佬、對沖基金經(jīng)理比爾·阿克曼也發(fā)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要求罷免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校長，原因是這些大學的校長在美國國會就校園反猶太主義問題作證時，被許多人視為虛偽和麻木不仁。（到今年1月初，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已經(jīng)辭職。）

這場常春藤聯(lián)盟（Ivy League）與華爾街之爭是在以色列與哈馬斯沖突及其造成的數(shù)千人死亡的慘痛代價引發(fā)激烈分歧的背景下爆發(fā)的。這也為擴大抨擊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的范圍提供了素材，包括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校友阿克曼在內(nèi)的反對者將常春藤盟校在言論自由方面的失誤描述為種族主義“覺醒”失控帶來的后果。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1美元捐款抗議的范圍之廣也令人震驚，校友和捐贈者持續(xù)的不滿情緒同樣令人震驚。在多元化問題上，阿克曼及其盟友可能站在大多數(shù)商界人士的對立面，但他的行動主義卻在文化戰(zhàn)士圈子之外引起共鳴，原因是它觸動了更廣泛的不滿情緒。美國商界精英以捐贈者、畢業(yè)生的雇主、學生或潛在學生的父母的身份，對美國的頂尖大學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但許多人對這些大學的投資回報率（ROI）并不滿意。許多人擔心，課程設置和校園生活無法為畢業(yè)生步入職場做好準備；在學校取得的成績并不能證明其飆升的成本是合理的；而這些學校的領導者，其中大多數(shù)人本身就是學術界的產(chǎn)物，并不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誠然，商界和學術界之間的哲學差異是老生常談，對“當今年輕人”行為的抱怨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時代。但是，校園的不當言論給企業(yè)領導者和在校學生帶來緊迫感，使得他們擔心大學沒有培養(yǎng)出好公民，也沒有培養(yǎng)出好同事。

對一些激進分子來說，解決辦法就是讓大學變得更加企業(yè)化。在哈佛大學的校長克勞丁·蓋伊于今年1月辭職后，阿克曼在X上發(fā)表了一篇長文，把哈佛大學比作一家長期管理不善的大型企業(yè)。他補充道：“大學應該擴大招聘范圍，讓有能力的商界人士擔任校長一職?！保ò⒖寺芙^就本文接受采訪。）

不出所料，那些在大學工作的人認為這是對學術自由的攻擊。例如，在賓夕法尼亞大學，900多名教職員工簽署了一封反對羅恩抗議活動的信，譴責“沒有學術專長的外部人士”企圖進行“惡意收購”。但隨著刻薄抨擊的升級，我們值得一問的是：在領導力和文明辯論方面，學術界其實可以從商界學到什么呢？如果學術界效仿商界，商界又能夠獲得什么好處呢？

一致關切

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編制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商界人士擔任大學最高職位的情況非常罕見。在美國教育委員會2023年對高等教育機構(gòu)校長的調(diào)查中，只有不到20%的校長稱自己并非學術背景出身，只有4%的校長稱自己是“企業(yè)高管”出身。

金融大亨揪住這些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不放，以此來指責他們的大學同行。但是，展望自己辦學的前景可能會讓這些大亨們望而卻步。將一所大學想象成一家體系龐雜的大型公司，擁有成千上萬的員工和專業(yè)部門，涉獵范圍從莎士比亞到粒子物理再到醫(yī)學研究，無所不包。然后想象一下，當你不得不管理這家公司時，眾多高管卻因為終身教職而不能被解雇。同時，你還要不遺余力地籌集資金，監(jiān)督重大建設項目，甚至可能還要主持一個龐大的體育帝國。

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環(huán)境中，一位慣于行使“責任止于此”類行政權(quán)力的商界人士很可能需要砥礪前行?！霸诟叩冉逃I域，必須達成共識才能完成任何任務，你無法發(fā)號施令?！北葼枴し铱苏f。他擔任顧問一職，其所在的公司R. William Funk & Associates已經(jīng)協(xié)助400多所大學物色校長人選。

正如華爾街陣營里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樣，暗示在校園建立共識的過程中缺乏來自商界的聲音，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加利福尼亞大學默塞德分校（UC Merced）的社會學教授、《象牙塔里的銀行家》（Bankers in the Ivory Tower）一書的作者查理·伊頓表示，盡管前商界領袖很少擔任校長職務，但他們卻擁有超乎尋常的影響力——這體現(xiàn)在躋身大學董事會的高管人數(shù)，以及學校的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投資官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上。在宣揚大學對商業(yè)領域知識一無所知的觀點時，他說：“比爾·阿克曼的指責言辭相當愚蠢，而且缺乏嚴肅性。”

然而，共識文化的問題在于，它很容易讓人回避高難度對話，并陷入群體思維和慣性的漩渦。米奇·丹尼爾斯是為數(shù)不多的具有商業(yè)背景的知名大學校長之一，在執(zhí)掌公立研究型大學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九年之后，于2022年年底退休。丹尼爾斯曾任印第安納州的州長，并在制藥巨頭禮來公司（Eli Lilly）擔任過10年高管。在他的任期內(nèi)，美國大學的學費平均每年上漲12%，而他凍結(jié)學費的做法贏得了贊譽。

丹尼爾斯告訴《財富》雜志，不斷飆升的學費“開始侵蝕”公眾對大學教育價值的信心（大多數(shù)美國家庭都有同感）。他說，這種通貨膨脹是由大學的定價權(quán)和滿足所有內(nèi)部成員的需求共同造成的。丹尼爾斯指出，大學領導者的本能反應是計算出需要多少資金才能夠滿足各個派系的需求，“然后回過頭來決定，我們要征收多少學費才能夠達到目標金額？”丹尼爾斯表示，他在普渡大學應對這種情況的辦法就是提出高難度問題，這些問題以底線為導向，而且更具戰(zhàn)略意義：“我們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來維持收支平衡，并為優(yōu)先事項服務？……我過去常說：‘為了求解結(jié)果為零的等式，我們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來避免學費上漲？’”

商人自然會有這樣的思維方式。但就目前而言，丹尼爾斯可能仍然是一個例外。獵頭顧問芬克表示，許多學校都表示更希望聘用非學術背景出身的領導者。但他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傾向于讓學術界人士加入高級人才尋訪委員會，而學術界人士反過來又傾向于聘用學術界人士。大學董事會里的商界成員以及學校的首席財務官和首席信息官可能需要施加更大的壓力，才能讓大學的領導層接受更多元化的想法。

言論方面的聲明

如果說商界領袖不可能改變學術界的管理文化，那么他們可能就會與大學的領導者在校園話語文化上達成共識。

幾十年來，大學一直享有自由公開辯論的美譽。學校的政治氛圍偏左，在某些情況下，大學使用“觸發(fā)警告”、“安全空間”和“言論守則”等語言來引導課堂內(nèi)外討論。這些概念中有許多是為了抵御仇恨言論、偏見和對少數(shù)群體的恐嚇而提出的，但批評人士認為它們正在日益破壞思想交流。

反對者指出的證據(jù)包括，對持爭議觀點的演講者進行斥責，以及解雇那些教授被少數(shù)學生認為帶有冒犯性質(zhì)的材料的教師。（這些批評大多來自保守派的擁護者，但隨著取消文化跨越了意識形態(tài)界限，一些自由派也表達了擔憂。）最嚴重的是，在加沙沖突所暴露出的情緒影響下，一些大學校園已經(jīng)演變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即持不同意見的學生無法彬彬有禮地進行交談。

比爾·阿克曼對常春藤盟校校園文化的批評，引發(fā)了人們對高校如何培養(yǎng)學生適應公民生活的廣泛關注。

這對學校來說是一個問題，對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在商業(yè)環(huán)境中，員工無法選擇與誰互動，因此，必須學會與世界觀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共事。這給那些希望把應屆大學畢業(yè)生納入自己隊伍的管理者帶來了挑戰(zhàn)。畢業(yè)生自己也有同樣的苦惱：美國學院與大學協(xié)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等非營利組織最近對20多歲的年輕人進行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39%的人表示，大學沒有教授他們順利過渡到職場的情感或行為技能。

在這種充滿爭議的環(huán)境下，一些學校開始向賓夕法尼亞大學或哈佛大學以外的精英大學取經(jīng)。2015年，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通過了多項原則，要求學?！按龠M生動活潑、無所畏懼的自由辯論和討論，同時在他人試圖限制這種自由時保護它”。此后，100多所大學采納了“芝加哥聲明”（Chicago Statement）或某種版本的“芝加哥聲明”；2023年，包括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在內(nèi)的八所大學簽署了該聲明，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也于今年1月簽署了該聲明。言論自由倡導組織美國筆會（PEN America）的克里斯滕·沙赫弗迪安認為，近幾個月來，隨著大學的領導者希望讓校園辯論更具建設性，同時減少其傷害性，人們對該聲明產(chǎn)生了新的興趣。

“生動活潑而無所畏懼的自由辯論”恰好也是商業(yè)領袖想要培養(yǎng)的。在技術發(fā)展日新月異的時代，這種文化特質(zhì)至關重要，在這個時代，企業(yè)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因此需要靈活應變。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的文化一直是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已故的杰克·韋爾奇和維珍集團（Virgin Group）的理查德·布蘭森等首席執(zhí)行官的標志性特征；最近，通過高管教練、谷歌（Google）前員工金·斯科特所著的《絕對坦率》（Radical Candor）等書，這種文化在領導圈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正如首席執(zhí)行官顧問蒂莫西·克拉克2023年在《哈佛商業(yè)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所寫的那樣：“當各級員工都能夠暢所欲言時，他們就會傳播當?shù)刂R，擴大有益設想的范圍，并防止出現(xiàn)集體性的一孔之見?！?/p>

如果“芝加哥聲明”的相關原則在校園里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它們將幫助學生培養(yǎng)自由和文明辯論的技能，而這些技能反過來又可以架起大學生涯和未來職業(yè)生涯銜接的橋梁。這份聲明還能夠提醒商界領袖言論自由的價值。

比爾·阿克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他在回應最近針對其妻子的剽竊指控時宣稱，他將讓報道此事的出版物“下地獄”。對企業(yè)巨頭來說，要學會在不踐踏他人尊嚴的情況下直言不諱，就需要進行練習，這一點對大學生而言同樣適用。（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Z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