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白拿1000美元，真會讓我們變懶嗎？
王昉
2024-08-02
假如不用付出任何努力，每個月也能白拿1000美元現(xiàn)金，你的人生會發(fā)生什么變化？
迄今規(guī)模最大、由OpenAI創(chuàng)始人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個人資助的“白給錢”社會實驗項目，近日公布了它的研究成果。
與它的反對者所預測的不同，這項實驗發(fā)現(xiàn)，參與者并沒有因為“不勞而獲”而變得更懶惰，或者更虛無。相反，由于這筆錢讓他們在工作和時間安排上多了一些選擇的自由，他們變得對自己更負責、也更有行動力了一些。
過去幾年，因為新冠疫情和AI技術的突飛猛進，向低收入人群直接發(fā)放現(xiàn)金的實驗項目在美國遍地開花，目的是測試“全民基本收入”（簡稱UBI）這一政策理念一旦大規(guī)模落地，會在人群中帶來怎樣的真實效果。有超過150個類似項目在35個州同時展開，而其中歷時長達三年、發(fā)放金額最多的一個，由一家名為OpenResearch的非盈利機構牽頭展開，背后的資助人就是奧特曼。
可以預見，隨著AI在世界各地引發(fā)失業(yè)恐慌，財富向著掌握技術與資本的少數人集中，普羅大眾是否應該無條件地享有一些基本收入，將很快從社會實驗走向主流的公共討論甚至政策議程中，而OpenResearch的研究成果會被這一理念的支持者們反復引用。
在中國，雖然還沒有出現(xiàn)類似的大規(guī)模實驗，但圍繞“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越來越密集。有學者在中國全面走出新冠疫情管控時呼吁，這是中國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最佳時刻。還有學者設計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國方案”。在百度旗下的“蘿卜快跑”自動駕駛出租車引發(fā)“1000萬司機面臨失業(yè)”的恐慌之后，社交網絡上也出現(xiàn)了許多呼聲：是時候討論全民發(fā)錢了！
天上掉下的餡餅，有毒？
除了美國，還有包括芬蘭、愛爾蘭、印度在內的多個國家展開了對全民基本收入的實驗和研究。這些項目基于一些共同原則：首先，基本收入向所有人群發(fā)放，包括嬰兒和老人，它的發(fā)放無需判斷家庭財務狀態(tài)，也與個人的工作意愿和工作狀態(tài)無關；其次，它的金額要大到能滿足“基本生活”的要求；此外，它以現(xiàn)金而非實物的形式發(fā)放，這令它有別于常見的救濟和最低保障制度，讓受益者在購買行為上更自由靈活，避免被打上貧困標簽的羞恥感。
全民基本收入并非一個新鮮的概念，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紀后期托馬斯·潘恩提出的社會紅利論，這一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人類共同祖先遺留下來的社會紅利。后來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為，全民基本收入是令個體擺脫對市場經濟的極度依賴、擁有更多自由的一種工具。
近年來對全民基本收入的最新一波討論中，支持者認為，它有可能幫助解決當代世界的兩大難題：一是抵御技術變革對就業(yè)市場帶來的沖擊，二是通過再分配來延緩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但反對聲也不絕于耳，反對意見集中于以下幾點。
首先，它可能導致財政赤字激增，因為即使最富裕的社會也很難負擔給每位公民提供體面的生活。為了填補預算黑洞，政府可能不得不大幅提高稅收或挪用原本分配給其他領域（如衛(wèi)生和教育）的資源，而這會讓原本貧困的人群更貧困，加劇貧富差距。
其次，將收入與工作脫鉤，獎勵人們待在家里，會導致所謂的“養(yǎng)懶漢”，而高失業(yè)率的地方更可能出現(xiàn)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不良后果。
最后，社會心理學認為，人從工作中獲得意義和價值感。如果人人都有基本收入，不再需要工作，可能會導致普遍的虛無感，令社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在尤其崇尚勞動的東亞文化中，這一憂慮尤其顯著。
實驗證明：最壞的情形沒有發(fā)生
然而，OpenResearch的實驗項目似乎證明了，反對者們最擔憂的一些情景并沒有發(fā)生。
這一項目始于2020年，每月向來自伊利諾伊州和德克薩斯州的1000名低收入參與者發(fā)放1000美元現(xiàn)金，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另外有2000人作為對照組，每月收到50美元。所有參與者的平均家庭收入低于29000美元。
實驗進行三年后，組織者們在今年7月下旬發(fā)布了一組研究報告。核心發(fā)現(xiàn)是：受益者普遍將拿到的現(xiàn)金花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上，或用來幫助他人，而沒有花在賭博酗酒這類“墮落”行為上；他們也并沒有因為這筆額外收入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盡管他們的工作時間略有減少。
具體而言，主要的研究發(fā)現(xiàn)包括：
? 受益者普遍將這筆錢用在了食品、房租和交通等必需品上，并報告他們減少了對非處方止痛藥的使用和飲酒行為。
? 受益者在接受款項的第一年中，壓力和心理困擾普遍減少，不過這些益處在隨后的年份中逐漸消失。
? 雖然這筆錢無法根治一些疾病，但受益者能投入更多時間來關注自身健康，例如他們拜訪醫(yī)療機構的次數比對照組高出26%。
? 受益者搬家和更換社區(qū)的可能性比對照組高出4個百分點，搬家可以讓他們靠近更好的學區(qū)或工作機會。
? 受益者比對照組每周少工作1.3個小時，其中單親父母減少了更多工作時間。研究人員表示，這使他們能夠選擇更靈活的工作，并與孩子們共度更多時間。
? 受益者們對追求更多教育機會和創(chuàng)業(yè)的興趣有所增加，存錢和財務管理方面的意識也有提升。
總體而言，實驗并沒有達到一些支持者最初的期望，比如顯著提高受益者的工作質量或健康狀況，但也沒有在他們之中滋養(yǎng)惡習，消除生活的意義感，反而讓他們對未來更有期待，并能更自主地為之付出努力。
OpenResearch研究主管Elizabeth Rhodes在接受采訪時說，三年來，她被問到最多的問題是：現(xiàn)金有用嗎？
“這個問題就像在問，食物有用嗎？當然，現(xiàn)金有用，”她說，“但這不是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我們真正需要問的問題是：現(xiàn)金何時何地更有用？支持人們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當然，研究者們不希望將研究成果泛化，強調同樣一筆現(xiàn)金對于不同的人會帶來不同的效果。他們也指出了全民基礎收入作為單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認為需要結合其他社會支持系統(tǒng)如醫(yī)療健康政策一起發(fā)揮作用。
最關鍵的問題：錢從哪里來
不過，圍繞這一研究將如何繼續(xù)進行的最大謎團，是錢將來自哪里。項目組拒絕透露奧特曼是否會繼續(xù)以個人身份資助這一研究，并表示正在積極尋求更多的資助方。
硅谷的眾多科技大佬都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包括特斯拉創(chuàng)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推特創(chuàng)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和Salesforce創(chuàng)始人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他們的熱情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們創(chuàng)造的產品：如果AI會大規(guī)模搶奪人們的工作，那么全民基本收入對于維持大多數普通人的基本生計——以及繼續(xù)使用他們產品的能力，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美國其它地方和其他國家，更多的全民基礎收入實驗項目由政府、慈善機構或公民組織牽頭。而即便在美國這樣的富裕社會，如何保證資金來源的可持續(xù)性，都是最具爭議的問題。
研究者們提出過多種“籌款”方式，比如調整稅收體系，對高收入者、大型企業(yè)或特定行業(yè)征收更高的稅率；或者對使用自動化和AI技術的企業(yè)征收特別稅，以反映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還有學者呼吁征收“碳稅”，通過對溫室氣體排放征稅，既可以籌集資金，又可以激勵減排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在中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曾在2017年聯(lián)合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在天津城區(qū)做過一項入戶調查，發(fā)現(xiàn)96%的受訪者愿意領取全民基本收入，88%的受訪者希望每人每月領取額在2500元以上。
放眼全國，研究人員的結論是，要在當時的中國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會給財政帶來不可承受之重。即便按當時的“低?！睒藴蕿槊總€中國公民發(fā)放基本收入，所需的財政資金至少是低保投入的25倍以上。
到了宏觀經濟承壓、財政吃緊、全社會討論延遲退休的今天，全民基本收入似乎離我們就更加遙遠了。但來自硅谷的這場社會實驗為我們打開了想象的空間，也啟發(fā)我們思考：在一個被技術快速改變的世界中，技術的創(chuàng)造者、資本的提供者、作為社會“守夜人”的政府，以及普羅大眾應該各自承擔怎樣的角色，來確保人類社會擁有持續(xù)的凝聚力，不被技術與財富的鴻溝所吞噬。（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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