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離開香港之前曾經動情的說，“香港是我到過的沿海城市中最有成就的一個地方。她是嘈吵、喧鬧、混雜及充滿活力的?！钡拇_，任何人想要在香港找尋國際化的特質，真的可謂易如反掌。維港兩岸象征金融中心的建筑地標，HMV貨架上滿堆的外國劇集和電影光碟、中環(huán)購物商場內數不盡的歐美日名牌、街邊書報攤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雜志，再加上身邊來來往往的各種膚色、操著各種語言的外國人，香港這座城市從內到外都散發(fā)著它獨一無二的國際氣息。

????但事實上，香港雖然貴為國際都會，但香港人卻經常被批評為缺乏國際視野。工具理性、金錢掛帥的香港，所擁有的只是一個“國際化的美麗皮囊”。香港所謂的“國際視野”，也充其量只能算是狹隘的、中西合璧的、急功近利的“港式視野”。香港人在著重切身感受、塑造國際皮囊的同時，其它關乎“國際”、“全球”的問題往往不太在乎：縱使曾在報章上看到高加索、斯里蘭卡、巴勒斯坦等名字，但對香港人的距離卻似乎十分遙遠，他們不知道中東局勢的來龍去脈，對非洲國家的認識如瞎子摸象，甚至分不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河南和湖南的區(qū)別。

????這種“視而不見”的狹隘心態(tài)，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首先，香港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心態(tài)令香港人將目光縮短至自身的發(fā)展之上。在這種“大香港”心態(tài)指引下，便極易陷入認為香港是最好的盲點之中。這樣一層盲視，又往往伴隨著局外人的冷漠、自鳴得意的經濟優(yōu)勢和深深淺淺的有色眼鏡。就算到了今天，許多香港人還是有點距離地看待那些蹲在金紫荊廣場上的內地同胞，僅僅是因為他們還是有點“土”。“大香港”心態(tài)的長期累積，其結果就是香港人的價值取向愈發(fā)內向封閉，從而與內地產生分隔甚至歧視。

????由于只將視線放在香港這一點上，于是大部分香港人的事業(yè)發(fā)展只局限在香港本地，不習慣甚至抗拒到內地或者外地尋找機會。即便北上神州，卻因不了解內地的法律體系、行政運作與人事關系而觸礁。如若香港人繼續(xù)將癥結歸結于國內情況復雜、殖民教育禍害，而拒絕開拓視野和開放包容的話，香港只會愈加無法跟上內地的發(fā)展，當內地的各種軟件制度完善之時，別說上海、北京等用來做“雙城記”比較的內地發(fā)達城市，以至重慶、廈門都有可能趕過香港。

????其次，就是娛樂化的新聞報道模式構成了大部分香港人的思維盲點。香港的咨詢如此流通，擁有著開放和多元的新聞條件，但香港人卻并沒有善加利用這些優(yōu)勢廣闊視野。隨手翻開本地報章，重要的國際新聞不僅所占比重非常小，而且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報道中，有相當高比例的娛樂“雜碎”，比如什么地方種出了最大的南瓜，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束著最長的頭發(fā)，這些都占據著國際版的頭條，而原本應該深入分析的諸如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后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極為欠缺。由于香港人對外面世界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本地的傳媒，因此，長期熏陶于“另一個國際社會”報道中的香港人，其判斷是非的能力難免受到制約，本應具備的國際視野也隨之變得狹窄，變得表面。

????香港若想真正擁有國際化的實體，就必須自我反省，急起直追，與世界重新建立起聯系，重新串聯香港與其他地方的關聯。

????首先，要掃走地域盲點，就必須放下“大香港”的自我尊崇心態(tài)，勇于“飄出去”，才可以打破隔閡，在地球村內尋找到適當的位置。香港作為大中華經濟圈里的一個國際化大都會，擁有政治穩(wěn)定、法制完善、效率快捷、信息自由、金融市場成熟、金融運作透明度高等軟體優(yōu)勢，依然是吸引跨國公司在亞洲設立總部的首選和國內企業(yè)接觸世界的平臺跳板。但香港的優(yōu)勢并非與生俱來，無法脫離不進則退的游戲規(guī)則，因此香港人更要動態(tài)地審視自己的優(yōu)缺點，勇于挑戰(zhàn)，極目前瞻，興利除弊，全盤轉型，才不致被邊緣化。

????其次，要掃走思維盲點，就必須建立一個融合傳媒、智庫、政黨、非牟利機構和社會企業(yè)特色于一體的跨學科、跨界別平臺，以重視知識、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意的高增值知識型經濟體系的建立和應用，以推動經濟的長遠發(fā)展。一直以來，香港都缺乏天然的資源，幾乎完全是依靠香港人的自強和勤奮才從過去的小漁村發(fā)展成今日的國際化大都市。現在是時候回顧美國經濟學家和紐約時報專欄作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994年的文章《亞洲奇跡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中所提出的警告：如果香港的復蘇主要依靠投入資源，而非提高每單位投入的產出，那么這種增長是以勞動力換取的，并不令人鼓舞?！叭绻洕鲩L是基于擴充資源投入而非增加每單位投入資本的產出，那么將無法避免回報遞減。”克魯格曼的觀點延續(xù)了管理學奠基人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知識型經濟”的主張。德魯克在1993年出版的《后資本主義社會》（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書中明確指出，知識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推動新的經濟形態(tài)的發(fā)展而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條件下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在現代經濟中，知識正成為真正的資本與首要的財富”。因此，香港只有以果敢的眼光，大力投入發(fā)展知識型社會，塑造市民的求知欲望和問題意識，才是保持持久競爭力的根本內推力。